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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淡定看待经济速度下降 经济增速下降是迈不过去的门槛，继续高速度，未来５年将导致严重的生产过剩 危机。应该看到，过度繁荣之后必然有低潮，目前速度下行有一定的必然性。作为一 个大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５％－７％，在全球就很引人注目，故不必为达不到７％ 以上而烦恼。相反，应该适应经济速度的正常下降，这可能更有利于掌握主动权，及 早调整战略和产业结构，以保障未来的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对经济速度回归常态要淡定，坦然接受经济中速增长。美国金融危机只是有限救 助了金融，对实体经济救助有限。欧洲债务危机期间，面对各国的罢工、反对，坚持 紧缩政策不动摇，企业和民众学会了应对危机，在危机中调整结构，实行产业升级和 变革。我们也应该淡定，不能为了追求速度而采取新的刺激政策。 （二）加快战略和结构调整 根据２０２０年我国经济比２０１０年翻番计划，今年以后，经济增长年均达到 ７％就可以，但７％的速度不是平坦线，应有波动，最低可容忍５％左右的速度，以 便后续增长更稳定和可持续。前面低些，后面高些，发展的质量会更好，环境会更好 ，人民的满意度会更高。故应利用速度下行阶段，大力进行结构和战略调整，推动体 制改革。 首先，加快结构调整，创造和实现低增长、高就业的发展模式。经济增速下行时 ，出现一定数量的企业倒闭很正常。如果宏观政策试图让所有企业生存，很可能危害 长期发展。只要净倒闭数有限，调整结构和改革的计划就不必变更，不能听到部分地 区、企业、舆论的反映而惊慌。如果一遇到危机和困难，就大上投资项目，甚至要把 经济增速维持在７％以上，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结构就会成为空话。 要制定有效政策让企业尽快进行战略转型和结构调整。具体包括，加大环境污染 治理和环境处罚执法，尽快推动碳排放总量控制和产品降低碳排放的技术标准，加速 智能电网建设，尽快让可再生能源进入电网，让每家每户都可以直接连接电网。坚决 淘汰国内落后、过剩产能和缺乏竞争力的企业，严格企业质量和安全标准的执行、检 查，制定降低能耗技术标准和预期目标，制定国有企业资金产出率指标和预期目标， 提高资金效率，甚至把这些作为考核指标。 尽快结束以产能扩张来维持经济高增长的模式，创造低增长（经济增长为５％－ ７％）、高就业、高收入的发展模式，关键在于调整收入分配，调整产业结构，调整 就业结构，提高劳动工资在增加价值中的比重，解决住房价格过高问题。这样，人们 才具有更大的能力去消费，创造出更多的服务业就业岗位。 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中国农民的保障制度，包括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 使农民敢于消费。这样既可以扩大内需，也可以调整结构。此外，结构调整要分区域 和企业，并做出时间和进度安排。 其次，坚定有效地实行房地产调控。房地产调控是结构调整的“牛鼻子”。美国 次债危机打乱了我国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的房地产调控布局，此后房地产价格直线 上涨，并推动产业结构逆向调节，也导致诸多行业产能急剧扩张。因此，当前结构调 整的牛鼻子就是房地产调控，要让房地产价格回归合理水平。 过去的１０年，房地产价格上涨４－６倍以上，屡调屡高，关键在于政策和制度 设计不到位。国际经验表明，房地产调控的核心是禁止、限制非本地常居居民对住房 的租赁、投资性购买，开征非自用住房的物产税，对持有两套以上住房者实行累进物 产税，并建立有效的举报、违法检查和处罚制度。 房地产价格下降，不仅可以减少垄断利润，更重要的在于其可以降低生产、工资 、生活成本，有利于推动各种服务业发展及其就业增加。同时，加大对保障房、经济 适用房的投资，对商品房开发区，要求配备一定比例的保障房、经济适用房。 再次，加大对服务业的投资比重。速度问题的根本在于就业，在于投资方向的选 择。为什么如此高的速度仍然存在就业压力？问题在于资金主要集中到基础设施和制 造业、房地产和交通运输，这些行业带动的就业数量相对少，资本密集度高，劳动密 集度小。如果同样的投资规模到服务业，其增加的就业人数远超制造业。降低速度的 同时调整投资方向，就不会带来就业压力。目前，应提高服务业比重，大力发展金融 、养老、休闲、旅游、护理、家政、餐饮等服务业，并提供规范的职业指导和技术职 称。以金融为例，可以大量增加营业网点，增加就业人员。国际经验表明，餐饮是就 业人口比较多的行业，但我国以公款消费为主，餐饮不能社会化、成本化，阻碍了餐 饮业的发展和就业。应取消公款消费科目，大力发展低成本、高就业的社会化饮食业 。 最后，规范国有企业投资和行业行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 对就业至关重要。但我国历次宏观调控经验表明，每次都只调控中资、小微企业，很 少调控外资和大中企业，在危机中得到救助和支持的往往是国有企业或大中企业，宏 观调控长期对国有企业、大中企业、外资企业有利，对小微企业不利。长期下去，可 能出现民营产业国有化的趋势，不利于就业发展，经济体制会趋向僵化。 民营资本进入较早的领域，国有资本大量进入，占领资源，不仅导致资源紧张， 也引发产能过剩。故要解决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对国有企业要明确定位， 对竞争性行业，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要实行同等准入、破产和发展政策。同时，要规 范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明确其主业方向。 （三）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其一，调整决策体制，加大问责，转变职能。宏观调控应区分决策、制定政策、 执行和检查，并实行问责。决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应三位一体。决策者干政策制 定者的事，政策制定者干决策者的事，政策就缺乏可操作性，或操作无效，更难以问 责。目前，要加强对政策执行的监督、检查、处罚力度，建立政策制定和执行效果的 问责机制。 一是国务院与政府各部门应明确分工。国务院只对重大事项和法律、法规做决策 ，并明确要达到的目标，将宏观调控的目标具体化。部门制定具体的政策加以贯彻和 落实，政策的具体措施和设计要达到决策要求的目标。没有达到决策要求和设计的目 标，上级应对下级问责和处罚。二是实行有效的问责制。国务院各部门内，要区分政 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的评估、监督、检查、处罚，这样就可以层层问责，也可以让社会 参与监督和问责。一些长期问题就可以解决。目前的根本问题在于几个方面没有区分 ，所有决策和政策都是国务院去拍板，部门政策成为国务院的政策，部门的事就是国 务院的事，宏观调控制难以有效。三要切实转变地方政府的职能。要使地方政府注意 力不在经济增长，而在如何为经济增长服务，让政府的注意力重在环境治理和生态保 护，重在把握投资项目的技术标准和质量、安全标准，重在市场准入门槛，重在公共 利益的发展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建设、完善。这需要加快理顺财税体制，使政府 职能逐步公共化。政府成为利益人，地方政府的行为必然是扭曲的，也必然会出现中 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和决策博弈。 其二，理顺相关政策。一是理顺贸易政策。我国结构调整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外贸的高速增长消化了产能过剩，这其中有市场原因，也有汇率政策和关税政策问 题。建议采取结构性出口退税政策，取消或大幅降低对香港的出口退税率。对过度竞 争、产能过剩行业或需要限制、控制的产业，完全取消出口退税；其他行业和产品则 根据优先、鼓励、允许发展的分类，确定不同退税率。同时，采取结构性进口关税政 策。对国内价格倒挂产品、消费品取消进口关税，增加进口，抑制物价上涨，取消先 进、高新技术、设备和新能源、低碳技术、设备的进口关税。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相 对稳定，并尽快升值到均衡水平，以加大对外汇储备的运用。 二是理顺要素价格体系。加大资源和环境污染成本约束，开征资源税和环境污染 税，大幅度提高资源价格，提高污染费用标准，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引进设备，抑制 企业低成本投资和能力扩张，鼓励企业进行创新，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让企业自 觉进行结构调整。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民具有消费能力和投 资能力。 三是多用财政政策，少用货币政策。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使用频繁，流动性严重 过剩，２０１２年１．８７元货币才创造１元ＧＤＰ，资金效率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 ，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因此，要谨慎使用货币政策，把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控制 在名义ＧＤＰ增长水平之下。要多用财政政策，继续结构性减税和物流业的税制改革 ，降低税负。同时，加大税收政策对调节收入分配和房地产市场的作用，加大财政支 出的社会保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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